「異地高考」難題求解

由於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巨大不平衡，不同戶籍人群享受的社會保障、教育等相關權益差異很大。外來人口雖然在當地上班、納稅，子女也在當地接受教育、甚至出生，但是，他們卻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當地人。這種非法律認可，但事實上的當地人狀態，就會產生一系列的權益差異和權益之爭，異地高考就是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

身份贖買

各地的異地高考準入標準，都需考生父母有穩定的工作，固定居住地，繳納社會保險等，這意味著這些父母已經在當地完成了「身份贖買」的過程。所謂身份贖買，即外來人員通過既定流程，交納個稅、社保，取得當地高等級居住證，進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當地戶籍權益。如果撇開對戶籍制度的批判，以實然的態度承認戶籍制度已在歷史中盤根錯節，從避免了取消戶籍帶來劇烈變動和戶籍實際價值的耗散的意義上看，這種贖買，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

實際上，外來人口對身份的贖買，本身就是一個地區身份價值的來源。作為一個小漁村的深圳，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進行的身份贖買，讓當地身份的價值從無到有。而諸如上海這類老齡化城市，在現收現付的社保壓力下，放寬對外來人口的身份限制，實質上就是放開對身份的贖買，進而維持上海本地身份的價值——高社保供給。如果給一個形象化的場景的話：一個有著養老、醫療壓力但無需教育資源的上海老人，通過出賣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資源換取了醫療資源。所以，從錶面上看來，身份贖買從數量上稀釋了當地身份，但實際上卻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

模糊的道德性

如果贖買來的身份權益可以被子女所繼承，從而獲取異地高考資格，那就意味著異地高考所倡導的高考平權是以一種弔詭的方式進行的：它不是按學生的品德、智力、成績，而是按父母的能力來判斷！這種平權的邏輯起點暗含了一個陷阱：如果受教育權利是青年人無差別的權利，那父母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強弱，為何可以影響子女的受教育權？明明是一個成年人的權利，為何要追溯到另一個成年人的經濟狀況？

異地高考的道義和法律模糊性正在於此！好的社會改進必須滿足價值觀的合理性、符合程序正義、滿足邏輯自洽。對於異地高考的呼聲，即使撇開道德和動機，但如果不講公民權利的邏輯起點和程序正義，僅庸俗的以對當地的貢獻來確定公民子女的受教育權利，那是否意味著異地高考資格可貨幣化，並由當地政府出售？

更重要的是，實施這樣的異地高考的一個可能後果是：為了避免大城市的錄取率下降，增加當地的招生投放，同時減少其他地區的招生，這就會進一步加重其他地區的高考難度，傷害當地考生利益。

公民權利？地方福利？



從本質上看，圍繞高考平權的爭議在於，「地區性高考優勢」到底是權利還是地區福利？

首先，和高中教育這類明顯的地方福利性不同，在中國，大學教育是實現城鄉身份轉化的一個節點。中國城鄉居民存在經濟和政治權利的不平等，而高等教育則是轉化這一身份的門檻。從這個意義上看，高考不單單是一個經濟權利，更是一項政治權利，而公民的政治權利應該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雖然目前涉及教育的法律規定中，雖未提及戶籍和地區間的平等，但這不意味著戶籍和地區可以用來劃分權利，因為戶籍本身就是一個不符合憲法的概念，不可能出現在法律中。

其次，中國的地方財政，從收到支的過程中，實際上隱蔽地進行了三次概念的轉化，偷換了戶籍人群和地區人群的概念。中國現在經濟發達地區的稅收，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當地的不同地區、戶籍的人群貢獻。這個稅收繳納之後，由戶籍群體概念轉變為了地區概念，變為地區財政收入，然後，再次轉化為戶籍概念，變為當地戶籍人群的福利。在這個概念的三次轉換中，完成了「本地人掠奪」過程。雖然去「北上廣」工作的人預先知道、默認這一點，但這是目前公民權利受抑制下的一個實然，不應是我們討論問題的邏輯起點，更不該是一個應然。

再次，如果考慮到這一現象的歷史性，所謂地區福利，除了來自地方競爭、自我發展，更重要的是來自國家的大計劃調配，並非完全是地方一地之結果。

中國經濟今天的佈局既源於計劃經濟下的地區分工安排，也是貫徹「允許一部分地方先富起來」的結果，所以中國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地區福利。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四川調配147億斤糧食以保京津滬，但四川卻路有餓殍。那麼，當時京津滬的這種地方福利該如何看待呢？這些地方政府是否又和餓死的冤魂達成了「合意」，並進而使城市居民具備了奪取農民口糧的權利？再如，工業城市在政策、資金、統購統銷的原材料、剪刀差的支撐下形成的地方福利，又該如何看待呢？所以，如果把富裕地區城市的地方福利從其歷史背景中割裂，視為一個僅僅和當下相關的福利，就難免讓人聯想到農夫和蛇的故事。

由此可見，地方福利，在中國註定是一個糾結的概念。不過，對於這個賬該如何算，早在30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兩個大局論述，已完整、清楚的做出了回答，同時，那也是莊嚴的歷史承諾。鄧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區要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兩個大局之中，教育資源的傾斜，無疑是題中應有之意，也是一個最基礎的，最深刻的幫助。功利的從效用來看，一個年收入50萬的家庭，其子女上清華、復旦和上普通三本，在家庭人際關係、資本的支持下，最終的效用相差並不太大。但對於一個中西部地區，年收入3萬的家庭，一個北大學子帶來的是整個家庭命運的改變。而且，高校對於地方有著顯而易見的正外部性，得全國英才而育之然後留之，既可促進全國經濟均衡發展，也能使地方得益。

素質教育與統一考試

反對全國統一試捲的觀點，認為一旦全國一張捲，多年的素質教育模式，將在應試沖擊下毀於一旦。

多才多藝、見多識廣、琴棋書畫、國際視野這些典型的素質，往往來源於資本性投入及父母人際關係的代際傳承，而勤奮、堅韌這些令人受益終生的東西，往往源於自我苛求的結果，是一種非資本性的投入。

實際上，高考分數不但要求智力上的分析、邏輯、發散思維等素質，同時，只有擁有勤奮、堅韌、努力、自我控制這些素質，才能在高中學習中發揮智力上的優勢。所以，相比柔軟的素質評價體系，冷冰冰的分數更能體現素質。用摸不著的素質來沖抵摸得著的分數的做法，本來就是對所謂素質教育的一個嘲諷。但是，現在很大程度上，對素質的考核更偏向人力資源的資本性投入和父輩人際關係積累，而輕視源於自我苛求的那些素質。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的各種才能並不都需要國家高教體系的幫助和認可，市場自會認可、報償各種獨特的才能。會彈琴、可以去開演唱會；會寫小說，暢銷書作家可名利雙收。所以，當一個人不遵守全體公民共同制定的、大多數學子遵循的高考制度，去投入獲利巨大的市場化才能時，高考制度不應該為他們「彎下身子」，進行兜底擔保。否則，每一個擁有豐厚父輩人際資本，「人生成名需趁早，成名不成上清華」的降分錄取的天才背後，都有一個落榜的寒門子弟。

那麼，為什麼「不守規則」的「偏才」就該比「遵守規則」的「通才」優越？為什麼幾個教授商量一下，就能完全否認國家嚴肅的對幾百萬考生的承諾？這種柔性的招生制度對公平性的傷害顯而易見，在醬缸之中，任何對堅硬高考制度的弱化，最終傷害的都是弱勢群體的受教育機會，侵蝕的是國家信譽。

如果說高考地域差異化是一種地區性、制度性的軟化，帶來地區利益。那麼，自主招生的出現，也就意味著這種尋租、利益化更普遍的出現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科層組織人員身上。

現在的高校並非產權清晰的私立院校，缺乏西方校董的那種歷史傳承和對名聲的珍視，更像一個國有企業，甚至比國有企業更加糟糕，因為它缺乏企業那樣清晰的利潤目標。所以，內部人控制的管理風險，使透支高校聲譽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很難察覺的集體共謀，自主招生無疑讓這種共謀有了一種制度化的保障。

目前對高考制度的各種軟化，錶面上看是順應素質教育的改進措施，實際上卻是對考生各種素質的有選擇性的系統性偏見。這不但不利於挑選更具資格、更富有潛質、更高智商、更高情商的人才，同時，也以阻止階層的流動，窒息社會活力。

所以，背後有著巨大教育補貼和資源的高考，本身只應著眼於最大範圍的公平，負責標準化的智力以及學力的鑒別，而把效率、市場化才能、素質等留給市場去鑒別，而這種公平最大的來源則是統一考試。

回歸統一高考

在各地諸侯割據、各自為政的高考差異化改革，使高考招生制度變得復雜。從地區來看，通過復雜的(不同的)規則，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不同地區間巨大的錄取比率差異。與此同時，過於復雜的規則也有利於局內人的操作，造成尋租。用這種觀點來審視現在盛行的自主招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會出現亂花迷眼的「北約」、「華約」、以及各種復雜的規則。

仔細分析家長們提出的異地高考，實際上包含了三個訴求：「當地讀，當地考，當地招」。從家長們最想達到的狀態來看，「當地讀」，「當地招」是兩個目的，前者是為了親情、家人團聚，後者，毋庸諱言，是為了自己的子女有更好的優先權。「當地考」則是手段，是參與當地一視同仁招的前提。

所以，解決隨遷子女的問題，首先就在於簡化、統一招生考試，它能在不觸及地方戶籍特權的情況下立竿見影的解決數量龐大的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當地讀，當地考，回鄉招」，對於家長們來說也是一種改善，讓孩子可以在身邊讀完高中。實際上，當全國統一高考時，讀和考，之間的綁定就已經解除，什麼地方讀和什麼地方考已沒有太大關係。

必須指出的是，全國統一高考並不排除進行富有效率的調節，但在全國統一高考的前提下，調節各種利益就成為一個清晰的游戲：可以考慮地方的投入，可以考慮地方教育水準，可以對教育落後地區傾斜，甚至可以考慮所謂的素質。但無論如何，全國統一考試也可以清晰地量化這種不平等，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把特權藏在不同的捲面的差異之中。

漸進式改革迷局

30年前鄧小平提出兩個大局的改革藍圖時，基於漫長發展所面對的政治、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只是大致的說是20世紀末實現小康之時，就會邁開「兩個大局」中的第二步。但遺憾的是，任何漸進式改革都會滋生出既得利益群體，這個群體會反過來阻礙改革，讓改革停留在一個少數人享受而大眾最痛苦的U型底部。這也是很多人支持休克式改革，對漸進式改革持有疑慮的原因——這些疑慮現在大都變為了大多數人身邊的現實痛苦。今天，歷史已是21世紀的第12個年頭，但在改革滋生出的既得利益群體的作用下，改革的縱深發展已經近於停滯。

所以，如果我們站在更高層次上，看兩個大局的改革設想未能實現，教育平權停滯，不難發現，教育資源的平權，和貧富分化的解決，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進行，其實質上是「改革必須繼續下去」這一問題的不同側面的反映——就這一點而言，高考平權和中石油、鐵路、電力等大型壟斷國企的改革舉步維艱，其原理幾乎一樣。

同樣的本質使重啟這些停滯的改革具有相同的解決辦法：不管是中石油的壟斷，還是工人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或政治體制改革，這些改革的繼續進行，並不需要刻意的傾斜，只需具有憲法下人人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自由言論，人人平等的分數線——其他地區學子所需要的，並不是分數的傾斜，而是要求國立大學分數的一視同仁。中國的教育平權，根本不用像美國那樣給予黑人、少數民族更多優惠，而只要剝離戶籍中的高考特權，實行全國統一，就能達到事實上的平權——形式上的公平就能達到實質上的公平。

遺憾的是，不少積極呼籲前者的人，在面對後者時，卻因自身可憐的一點利益、甚至是下意識反應而發生價值觀上的分裂。這一方面顯露出其價值觀不穩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中國漸進式改革在其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因改革而生的既得利益的阻礙。

漸進式改革也許是必要的，但同時卻需附帶時間表的頂層設計。也許高考平權不可一蹴而就，但阻礙它的，卻只有政治決心的不足。在新的時代，如何完成「兩個大局」的後一階段中必然包含的教育資源平權，是政府在改革預定路徑上的必需完成的任務，而作為具體的執行者，教育部、富裕地區的地方政府也應該做出實際的行動。說到底，這不但是一個教育平權的問題，更是一個30年前的莊嚴的歷史承諾，本質上是改革是否繼續，或者停留在中間階段，然後，最終失去改革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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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法》修訂風雨與中國財稅改革

《預算法》關系國計民生，素有「經濟憲法「之稱，從「三公消費」到「突擊花錢」都與此有關。在2012年，圍繞《預算法》修訂的爭議，是貫穿全年的議題。從年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在呼籲《預算法修正案》公開開始，再到年中《預算法》二審爭議，策劃了系列專題(預算法專題)，也引發社會各界諸多關註。



自2007年開始關註預算民主問題以來，韋森一直在努力推動《預算法》修改和中國各級政府的預算公開和透明，呼籲「以預算民主為核心制衡政府財權」。2012年7月份，在《預算法修正案》二審稿被放到全國人大網站上向全國公開徵求意見後，韋森教授牽頭並組織了近20位教授和專家在上海召開了專題討論會，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他們對《預算法修正案》的修正意見，並為全國人大所重視和接受，期間也陸續刊發了韋森以及其他作者對於《預算法》修訂的評論。

中國全國人大第十一屆第三十次人大常委會已經決定本屆人大不再審議《預算法》修正案，宣佈《預算法》修訂將推遲到下屆人大。韋森認為人大常委會擱置《預算法》的修訂，是目前最好的結果。《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繆琦近期在上海專訪了韋森教授。他再度強調，制約政府的權力才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而從財政體制改革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是中國未來當走的路。

正值新年思變時刻，這篇訪談想必對不少讀者有所裨益。經韋森教授授權，獨家發表這篇訪談的全稿。

讓財力和事權相匹配

記者：回顧過去十年，您覺得我國財政體制改革最大的成果是什麼？

韋森：應該說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政府財政體制在現有的整個體制下是有很大進步的。首先，自1994年的《預算法》頒布實施以後，盡管它本身頒布不久後就發現有許多問題，但是在規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方面還是有很大進步的，尤其是近兩三年，溫家寶總理和國務院在推進各級政府預算公開尤其是「三公經費」公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財政部和地方政府在公開政府預算方面也開始做了一些推進工作。盡管目前看來各級和各地政府財政公開透明方面做得還很不夠，主要還是理念上的，離實際上的公開透明還有很大距離，但我們也要看到其中的進步。

其次，通過制定和完善各種「稅法」和徵稅制度，尤其是通過「金稅工程」等現代互聯網技術的實施，這幾年各級國稅和地稅系統徵稅的能力大大加強了，使企業和個人偷稅漏稅越來越難。特別是現在有了印發的防偽增值稅發票系統，通過電腦聯網技術，使徵稅更規範，更程序化，企業和個人更難逃稅。這是過去十多年我國政府財政收入的高速增加的主要原因。自2002年以來，政府財政收入幾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百以上的速率完成政府年初所制定的增長目標。譬如，2011年三月，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說，2011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計劃增加8%，但今年3月兩會期間，國務院和財政部的工作報告則報出2011年全年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實際上增長是24.8%，也就是完成年初政府自己所定計劃的310%。這些數據和事實說明，目前我國政府徵稅和其他財政收入，根本沒有任何制衡和約束機制。在徵稅之後政府怎麼用，更沒有實質上的約束機制。比如我國「窄口徑」的宏觀賦稅占GDP比重在20%上下，但「寬口徑」的宏觀賦稅已占GDP的34%～35%，雖然還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高。但是西方國家的稅收，大量地用在老百姓身上，即公共和民生支出上，而我們的財政收入，則大量用在建設上了，包括各地都在蓋豪華的政府大樓和漂亮的廣場上了。

第三，1994年的《預算法》，1995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條例》，和1995年通過並於2003年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在2001年由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頒發的《中央單位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資金支付管理辦法》等法律和文件，實際上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單一國庫賬戶」制的財政資金管理體系。盡管隨著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小金庫」和「財政專戶」的出現，政府財政資金一大部分不再存在央行「單一國庫賬戶」了，但這一制度建立起來後，對央行國庫對財政資金使用的監督以及財政部門資金的收支的規範化，還是有很大作用的。

但是，現有的預算法也是有問題的。正如全國人大預算工委主任高強所言，1994年制定和頒布的現有預算法的主要問題是：對預算編制完整性缺乏明確表述；對規範預算管理執行缺乏嚴格的約束；對財政機制和轉移支付制度缺乏明確的表述；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審批、管理、使用、償還等缺乏具體的規定；對預算監督和違法行為追究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對預算公開缺乏明確要求等。但是在我們看來，更主要的問題是對政府財政徵收和支出缺乏實質性的制衡和約束機制，導致政府想徵什麼稅，就徵什麼稅，想花在哪裡就花在哪裡，各級政府領導人一拍腦袋，就可以把錢支出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的腐敗大面積地發生，且屢治不果，是一個主要原因。



記者：那麼，分稅制改革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韋森：首先，現有的分稅制顯然不再適合已經有十幾萬億乃至近二十萬億的財政收支的大國的運作了。這種分稅制，大家批評較多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稱。政府稅收的大部分錢被中央拿走了，地方的錢留的很少，但事權卻大量落在地方上，比如公共設施支出，地方吃財政飯的政府公務員、教師和其他人員的工資，醫保、社保，發展地方經濟的投資，還有保障房建設資金，等等。地方政府沒有錢，就迫使採取另外一些了渠道「融資」，主要一是賣地，一是向銀行貸款。這又導致了地方負債不斷攀高，甚至一有財政收入下降，連發工資和獎金都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分稅制看來非改不行了。

那如何讓財力和事權相匹配？有兩條路子：一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分成；另一條思路是把財權進一步向中央收，但收權後事權也讓中央多扛點。我的觀點是，在地方政府負債嚴重、各自為政的亂象中，把稅收更多地留給地方，解決不了各地的大問題，反而只會留得多，他們花得更多，也常常貪得更多。因而，把財權上收，事權也上收，可能更好一點。所以我個人比較贊成第二個路子。但不管怎麼改，都必須考慮中央與地方在財政收支上財權和事權要匹配。

當然，這里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張五常、張軍、史正富等經濟學家所提到和論證的，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地方政府，但是現在大多數地方政府現在已經負債纍纍，如果將來稅收大部分上收，地方政府怎麼發展經濟？又怎麼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到民生上呢？基於這一考慮，我倒是贊成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賈康他們的建議，即考慮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不允許地方發債，地方政府就會向銀行借貸。一旦地賣不出去了，怎麼還銀行貸款？那麼，與其把這個風險留給銀行，不如把它留給投資者。也就是說，允許地方發債，但買債與否，交給投資者根據收益預期決定。這就分散了風險，也運用了市場機制。

不動財權，什麼改革都是空的

記者：對於最近熱議的擴徵房產稅您如何看待？

韋森：這個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但是通過參加幾次房地產高峰論壇，有些瞭解。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十分復雜，目前推出比較困難。一方面，要控制房價，最有效的辦法一是推出房產稅，再就是推出官員公佈個人財產制度。中國的房價高，有很多原因，沒有房產稅，和有權力的人大量買房投資，是其中的主要貢獻因素。這些年，中國整個房地產這麼熱，個人按揭占整個商業銀行貸款餘額卻不大，我看到的材料說也才只有2萬多億。現在總共是有70多萬億商業銀行貸款餘額，其中有十幾萬億在房地產上，但是有主要都是開發商的貸款和土地的貸款，住房按揭貸款所占比例並不是很大。

現在喊買房難的，大都是剛畢業參加工作的青年人。家裡長輩多方幫忙，出個首付，然後按揭買房。但大部分買房的其實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和其他投資者、炒房者。這些人，幾套、幾十套的房子，用現金就直接買了，根本沒有貸款，租出去租不出去，都無所謂，大家都是投資，房價在漲，相比而言物業費算不了什麼。這也是中國經濟不出問題和房價下不來的主要原因。如果按揭很大，一收銀行房地產利率，房價就馬上下來。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人政府官員和高收入階層買很多套房子，並沒有按揭，或只有很少的按揭，現在大家都是把購置房產作為一個投資，而不是「自住」和「消費」，推的房價越高，他們的財產價值越大。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利率對房地產的影響不大。購房者的相對不是很大的銀行按揭貸款比率，也使中國經濟蠻「抗風險」，即房價下跌一點不致於使中國經濟產生大的危機。

如果你到浦東、松江或者許多中小城市去看看，會發現很多房子很多都是空置著沒人住。如果是像西方那樣有房產稅的話，如果房主不住，又不租出去，那就要倒賠很多錢，還要繳物業管理費，誰還會想這樣大膽地投資呢！現在沒有房產稅，僅僅繳掉物業費，房價漲了這麼多，所以許多人買了7套8套，甚至十幾套或幾十套，房子就放在那兒不住也不租，房價也就一直降不下來。如果開始普徵物業稅了，一些官員和個人有那麼多房子，若租不出去，就要拋售了，那房價就會下跌，甚至要大跌了。

故我的判斷是，如果開徵房產稅，再加上強制讓政府官員個人財產公開，就會對房價產生重大影響，利率對房價的影響也就開始起「市場作用」了。據有關材料說，目前中國處級以上乾部家庭平均有5套房以上，故一旦要求他們財產財產公開，一些政府官員多套住房就必須要出手了，不然怕追究期來源。如果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真正普遍推開，肯定對房價會有影響，二手房價會下來一些，對新房價格也會有影響。

徵房產稅，就應該普徵，才公平。實際上，像上海現在的房產稅制，以前買的房子就不用繳稅，這就不公平，完全保護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無疑也保護了一些可能的貪污腐敗官員。要徵，就要全國普遍徵。即使稅率少一些、低一些，要普徵，這才公平。

但問題是如果普徵了，再加上推出政府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會不會導致中國房價大跌？房價大跌了，自然會影響房地產的投資，是否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甚至出現經濟大蕭條？這就給決策層出了道難題：既不要房價大漲，使房地產產生更大泡沫，但又不希望房價大跌，出現經濟危機，真是左右為難。

在《把脈中國經濟》一文中，我曾指出，今年7月在江蘇昆山舉辦了一個夏令營，邀請了全世界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來講奧派經濟學。我在會上碰到了一個美國經濟學家，叫福特懷雷(Fred E. Foldvary)。這福德懷雷老兄，可真是一個奇人！1996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書名就叫《2008年的大蕭條》(2007年出版了第二版)。給他聊天之後，我馬上從他的個人主頁上擋下來了這本小冊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發現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預測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衰退的著作。這位長期研究商業周期現象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警告世人，現代社會的大蕭條，起因都是房地產泡沫。福德懷雷把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與Henry George等經濟學家的土地價值理論結合起來，驚人地發現，自1818年以來美國差不多200年的歷史中，每次經濟衰退(recession)，尤其是大蕭條(depression)，都是與房地產的「實周期」有關，且都是在地價、房屋建設和房價的最高峰後一兩年之後發生的，200多年來，幾乎沒有例外。福德懷雷也發現，在過去200多年間里，美國房地產的實周期大約是18年，之後一兩年肯定跟著一場大的經濟衰退。根據1990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由房地產「實周期」引發的一場小的經濟衰退，他在1996年就預測大約在2008年美國將會有一次大的經濟衰退，並在2007年出版了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明確提出這一點。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遽下滑，GDP總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縮了16％還多。讀過他的這本小冊子，我一方面為他的發現所震驚，一方面也心裡直發怵。當中國的這一輪地價、房價和房地產建設的高峰期過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中國的房地產周期，又將是多少年？

即使不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來思考問題，稍觀察一下西方發達國家戰後的商業周期，也會發現，經濟的蕭條和繁榮，基本上與房地產的繁榮或蕭條緊密相關聯，可以叫「春江水暖鴨先知」吧：房地產總是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先行指標。一旦房地產開始會恢復，建築開工指數增加，買房指數開始增加，經濟就開始上揚了。反之，如果房地產價格下行了，甚至大降了，經濟蕭條也隨之就必然發生。如果中國經濟也是符合這個現代經濟體系運作的一般法則，中國房地產的價格大幅度下降了，房地產投資會下降，中國經濟也會出問題。這無疑給中國政府的管理決策層設了一個兩難境地。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中國政府到底要怎麼做，以那頭為重。即使不考慮這個因素，普徵房產稅，也是個很大的工程。畢竟每套房子的情況和價格不同，同一個樓上不同層面和朝向也不同。現價買賣房子，徵收房產稅很容易定價。但現有存量房，尤其是不參與交易的自有房產，價值怎麼評估價值？要徵稅，要先估價。估價，顯然是個很大的工程，做起來很困難。看來要在全國普遍推開房產稅，目前也做不到。

記者：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快改革財稅體制，您認為財稅改革的未來方向是什麼？

韋森：我一直在講，政府權力的制衡，應是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政府的權力是什麼？首先是財權。不動財權，什麼改革都是空的。所以從財稅體制改革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這應該是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是核心中的核心。只有政府權力有實質性的制衡了，尤其是徵稅權和用稅權有人民代表的實質性的制衡了，我們才能建立良序法治下的和諧社會。這也是這幾年我為什麼反復講，不斷地講，要從預算民主建設上來啟動政府體制改革。預算體制改革，應該以修改《預算法》來做為一個突破口。但看來在這一點上還沒有達成社會共識。

不久前，我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次內部討論會上說了一個觀點：「以預算民主為軸心，構建憲政社會主義新國家。」我當時提出，不是要取消發改委，而是要升格「發改委」，改成「政改委」。也就是說讓發改委把財權還給財政部，還給國務院其他大部。未來加強財政部的財政資金「統收統支」的權力。發改委把分配資源的財權還給財政部和國務院各個大部後，不要再批項目了，而是要專門研究和設計政治改革方案。

另外，就是要做實人大。人大現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還是「虛的」。把人大「做實」，要做大動作，要動我們的基本制度，看來比較難。現在我們的人大代表有將近3000人，這要怎麼開會？如果把人大代表的人數減少，擴大人大常委的人數，競選上崗，大約400來個人就夠了。但如果這樣競爭全職上崗，在三五年在任期間，專心做人大代表，就可以監督政府的財政收支的日常行為和重大的經濟決策。同時，人大「做實」後，可考慮下麵再設幾個委員會，就可以對口監督和制衡政府各部門的權力。比如人大財經委，現在才20多人，可以擴大為200多人，然後，成立個預算辦公室，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筆預算收支，都要人大預算工位核準批準符合預算後，才能支出，這樣就可以制衡政府的財政收支權力了。如果這樣做了，一些政府官員想貪都貪不了，也可以從根子上根治政府官員腐敗問題。

現在看來，這是現有的體制和環境下至少還可以實現的改革。所以，以預算民主為核心，修改預算法和憲法，這個路子至少目前看來應該是可行的。

《預算法》修訂背後風雨

記者：前幾天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已經決定本屆人大不再審議《預算法》了。

韋森：是的。不久前召開的說第11屆人大第二十九次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七個法律，但沒有討論通過預算法修正案。另外，第三十次人大常委會也最後決定本屆不再審議預算法了。看了這個消息後，央行的人電話詢問人大方面原因是什麼；結果回答說，主要聽取的是我在7月下旬在上海牽頭組織的近20位專家教授意見的結果。央行那邊也最近來過電話，向我們證實了這一消息。

記者：看來你們的意見反響很大。您作為經濟學家，當初為何參與又是如何推動它的修訂的？

韋森：今年3月份我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民周刊》上，題為《<預算法修正案>亟需公開》(編註此文全稿可見《預算法修正案》亟需公開)，裡面回顧了《預算法》的修訂過程。從我個人來講，我關註《預算法》比較晚，是2007年之後才開始關註。我原來一直是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做思辨哲學和語言哲學以及與制度經濟學關系研究的。2007年，偶然因為5‧30事件，搜到了李煒光等教授的文章，我才知道原來民主問題是實際上是個政府的預算問題，這才開始關註政府的徵稅權和財政稅收問題。

這次《預算法》的修訂過程，說起來已經啟動幾年了。1994年制定了《預算法》，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進步。90年代制定《預算法》的背景是，80～90年代以前，中央幾乎收不上稅，當時整個政府稅收占GDP的比例，大約只有11～12%，非常低。對於一個市場經濟剛開始發育的國家，當時政府的財政收入才5000多億。中央政府收不上稅，市場經濟又開始發展了，怎麼發展經濟？怎麼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強國？在當時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窘境中，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就有些著急了，跑到「納稅大戶」——廣東找到了當時的省委書記謝飛，說要開始試行分稅制改革。分稅制的核心事實上是增強中央稅收的能力，把大部分錢錢收到中央去。當時地方政府官員基本上是比較抵制的。後來朱鎔基甚至是到各省省長那兒去求他們，說一個國家的財力必須要集中。最後是謝飛和地方政府領導妥協了，才實行起來了分稅制。當時的財政部長劉仲藜還專門為此寫了一篇有關分稅制改革的文章，回顧了這一歷程，說明分稅制改革是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和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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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國外交：崛起的煩惱

12月13日，中國海洋局的飛機出現在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諸島」)上空，中國首次對釣魚島進行海空立體「維權」，這也為持續近8個月的釣魚島危機畫上了重要一筆。

2012年中國外交的重點集中於東部沿海一線，從南海到東海，「麻煩不斷」，中國也在危機管理中積累外交經驗。21世紀前十年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而權力結構的調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層面，2012年中國外交正是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煩惱」的應對，也許這樣的局面隨著「中國崛起」這一議題的展開還會繼續，中國需要從麻煩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中國崛起」時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於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邊是首要

在中國「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然而，「關鍵」與「首要」的重要性很難釐清。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大國外交的關鍵性得以凸顯，大國外交、首腦外交是中國外交的主要路徑。中美關系、中俄關系、中歐關系以及中日關系等大國的雙邊關系占據了主要的外交資源。

中國邁步於「大國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國為外交的關鍵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檢國際關系史，尤其是大國興衰史，很多時候大國崛起的關鍵在於周邊，沒有穩定的周邊外交環境，崛起的跳板就變成了藩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周邊的含義遠遠超出了其字面意義，它不僅指代一個國家周圍的鄰國，更是一種權力分佈的態勢。當代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是平等一員，但是真正決定世界發展進程的是大國，於大國而言，周邊意味著邊緣地帶，也是大國博弈的舞臺或者緩沖區。一個大國走向崛起，穩定的周邊環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邊是破碎的，則可能讓崛起曇花一現，如二戰後的蘇聯。

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大國之一，周邊外交不僅是首要，也是關鍵，更具有基礎性。2012年周邊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顯，在昔日比較平靜的西太平洋，軍演、對峙不斷上演，一個直觀的原因是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戰略力量向亞太一線集中，從而使中國周邊成為中美博弈的「邊緣地帶」。2010年，美國希拉里在東盟宣佈美國回來了，中國外交界、國際關系學界一直在研究「狼來了」的問題，兩年過去了，中國逐漸習慣「狼來了」，因為「狼」並沒有那麼可怕。

中菲黃岩島的對峙折射出美國在中國周邊「搞小動作」的限度，菲律賓上至總統下至外長都需要拿美菲同盟來對抗中國。中國國防部長時隔9年訪問五角大樓，美國並沒有做出給予菲律賓軍事支持的表態，而是採取了「不選邊」的做法。此後，中國實際強化了對南海的控制權，包括設立三沙市等。南海問題也成為菲律賓、越南等國在東亞峰會這個地區性論壇上對抗中國的「籌碼」，然而，東盟十國在南海問題上並非鐵板一塊，泰國、柬埔寨等國不願意因南海問題損害與中國的關系，7月份的東盟會議，由於各方分歧較大而沒有發表會後宣言。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的周邊。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雙邊經貿往來不斷增強，但是，地緣經濟上的合作並不能代替地緣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與美國保持了更為緊密的關系。東南亞地區在地緣安全與地緣經濟上呈現二元分離的態勢，在經濟上，搭乘「中國龍」崛起的快車以獲得經濟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國鷹」的羽翼以獲得安全保障。當然安全與經濟的分離並不是東南亞所獨有的。冷戰期間，隨著西歐諸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體也呈現出安全與經濟分離的態勢，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外交界討論最多的是如何維系大西洋共同體。

安全與經濟的二元分離，中美兩國各具優劣。對於中國而言，經濟貿易並不能真正穩定周邊態勢，花錢無法購買和平，需要真正構建地區性的安全機制；對於美國而言，軍事同盟不能給盟友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同時軍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質疑。對於這樣的局勢，中國可以安撫周邊國家，繼續綏靖，以實惠弱化美國與其盟友的關系；或選擇強硬姿態應對，讓周邊國家明白，與美國的親密關系是麻煩的來源。很多政策選擇是在兩可之間，2012年的中國周邊外交更偏於後者。無論強硬還是綏靖都是一種政策選擇，而政策效果則需要評估，在此基礎上選擇更優化的外交政策。

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分離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成為中國周邊的特徵，能夠彌合二者的分離則是對中國崛起的莫大考驗。中國周邊在地緣上是中國鄰國，在戰略上是美國的「鄰國」，因此，周邊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國外交的關鍵性。

「錯誤知覺」與中日僵局

沒有人會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關系會急轉而下，而起因在於日本地方政府官員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的「大放厥詞」，即日本東京都政府將「購買」釣魚島，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讓中日關系降至近年來新低，而且日本政壇也因此而風雲變幻，民主黨不得不提前大選為自民黨讓路，第三黨勢力的影響在擴大。

無論釣魚島還是教科書都是中日關系中的結構性難題，在短時間內都難以解決，而這些問題之所以能夠時時發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錯誤知覺」。所謂的「錯誤知覺」並非是誤會，而是一種認知思維的慣性，這種思維的慣性包括先入為主、慣性思維以及歷史認識。決策者在面對突發事件時，以自己的知覺來分析「信息」，對時局進行判斷，最終做出決策。在此過程中，人們往往容易願意將對方視為團結一致的整體，同時高估或者低估危險性，這種錯誤的知覺會使對峙加強。

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發表「購島」言論之後，在中日政壇引起波瀾。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長官，發表關涉外交事宜的言論已經越權。石原的「購島論」也揭示了釣魚島為日本實際控制的事實，這與中國人傳統的「釣魚島為我國固有領土」的認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論被迅速炒熱，在為個人贏得政治資本的同時，開啟了中日「錯誤知覺」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佈釣魚島「國有化」，搶在石原慎太郎的東京都之前將釣魚島置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對於日本政府而言，「國有化」更多是土地產權的交易，從私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以此來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爭端。對於中國而言，無論東京都政府「購島」還是東京政府購買都是讓中國直面喪失領土的事實，這是關繫到主權領土的核心利益，因此，無法做出妥協。在東京政府宣佈「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很多人並不相信這將變成事實，而直到日本政府通過了國有化的法案之後，中國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日從「政冷經熱」陷入了「政寒經冷」之中，中日經濟戰不僅被熱炒，也變成了事實。

中日兩國是東亞兩強，未來東亞地區的合作取決於兩國關系的發展態勢。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之後，兩國關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滋生，國家興衰之間，民族情緒處於震盪之中。中國「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則躁」。

中日關系是大國關系的關鍵一環，於中國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筆者曾主張中日兩國都需要向德國學習，日本需要對於歷史問題做出深徹的反省，而中國則需要從德國在二戰後推進歐洲一體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與營養。



釣魚島引發的危機尚未平息，中國維權的艦船與飛機在挑戰日本「實際控制」的狀態，可以預見，2013年釣魚島依然是中日關系的焦點，而且會撬動中美日三角關系的發展。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奧巴馬政府雖然採取了「不選邊」的姿態，但是國會卻將協防釣魚島納入到預算之中，這意味著，釣魚島成為美國「調度」中日關系的砝碼。

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滲透著「大國興衰」的邏輯，相比之下，中國是個崛起國，而日本依然處於「失去」的軌道上，美國則處於「守成」之中。三個國家雖處於同一個時空之中，但是歷史發展進程卻迥然有別，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唯有將自身置於大國成長歷史進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國崛起的經驗，同時處理與不同歷史進程中的大國關系。

中日之間的僵局為東亞局勢帶來了很多變數，但是中日之間的底線是不戰，至少在這一點上各方之間是具有共識的。而朝鮮半島的「導彈與核」在2012年裡也牽涉了中國不少的精力。

半島無核化：現實與理想

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立場是堅持半島無核化，但是這一立場卻屢屢經受朝鮮核試驗或者火箭發射的挑戰。與中國的立場和願望相悖的是，朝鮮實際具有了遠程核打擊能力，這是中國外交潛在的麻煩。中國周邊成為世界上核武器最為集中的地帶，從而對中國的持久和平與穩定構成了挑戰。

12月12日，朝鮮突然發射了「光明星3號」火箭，並且將「銀河3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美、韓、日等國基本判定朝鮮初步掌握了洲際彈道導彈技術，換言之，朝鮮在理論上可以對美國構成核威懾。所謂的威懾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個要素中，朝鮮只缺少能力，在頻繁的核試驗與火箭反射過程中，雖然受到安理會代表的國際社會的反對與製裁，但是朝鮮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鮮鍛造本國核威懾力的同時將中國置於兩難之中：朝鮮是中國的盟友，也被視為中國的戰略屏障，但是這個盟友卻頻頻做出讓中國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後，朝鮮經歷了權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時間，朝鮮進行了兩次火箭發射行動，其中4月份的發射以失敗而告終，朝鮮與美國關系逆轉惡化，而此番火箭發射更是出乎各國意料之外，在發射前一天還傳出由於技術問題發射需要延遲至29日的說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並進入預定軌道。

擁有核威懾力的朝鮮具有更多的選擇權：或者繼續以往的道路，以「核」來引起周邊大國的關註，以此作為談判的資本；或者改弦易轍加入核俱樂部，開啟改革的徵程，融入東亞的合作網絡之中。朝鮮之所以可以「特立獨行」，根源在於它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封閉國家之一，所謂的製裁與封鎖的效果並不明顯，但是「特立獨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維持本國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場經濟時代，自我封閉意味著資源無法自由流通，經濟增長便無從談起。

朝鮮的殺手鐧也是其軟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經濟與安全同樣重要。朝鮮以地緣政治的優勢來制衡東北亞的地緣經濟網絡，這種權力的裂變使朝鮮成為東北亞地區政治經濟網絡的空白點或者黑洞。隨著朝鮮具有遠程核打擊能力，這種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裂變將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挑戰，對於中國而言，彌合二者之間的裂痕關乎東北亞安全，也關乎崛起大計。

中美關系「縱深」發展

大國是關鍵，而中美關系則是關鍵中的關鍵，胡錦濤在2011年初訪美，2012年習近平訪美，保持了中美關系的連貫性。自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中美關系的利益紐帶不斷夯實，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兩國的溝通提供了渠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讓中美關系很難重走美蘇冷戰的老路，即便在美國「戰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國都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與傳統大國關系不同的是，中美關系的焦點在經濟層面，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美經濟關系向縱深發展。2012年度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不再是焦點，美國更關註中國國有企業的商業性，以及中國市場的準入問題。匯率問題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於人民幣匯率水平趨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中國產業升級正在進行中，中美的貿易競爭向產業競爭轉移。美國需要在核心產業方面占據先導，因此，產業的競爭使美國更關註中國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問題。三一重工、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在美國受阻，三一集團甚至將奧巴馬政府告上了法庭，這意味著中美外交關系的主體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間關系之外，企業也成為重要的主體，所謂的公共外交已然興起。中美之間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硬權力」的範疇，更多的是國家能力、社會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區域經濟整合、國際貨幣等領域，中美之間的競爭更見真章。中國在推動東亞地區的FTA建設的同時，美國以TPP滲透其中，日本在參與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的同時，也徘徊於TPP的門檻之外。人民幣國際化持續推進，東亞國家貨幣與人民幣的關聯度超過了美國，中日韓三國的金融合作受阻與美韓、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同時發生。

凡此種種，中美關系不僅廣度上在拓寬，而且深度上在發展，深度的相互依賴與競爭使中美關系成為不同以往的新興大國關系。中美關系可以走一條不同的大國興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換屆之年」，權力的交接對每個國家的影響不盡相同，一個成熟穩定的憲政國家可以在權位易人之後保持政策的連貫性；而一個經過動盪與革命而進行權力交接的國家則需要專註於國家內部事務。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也是內政的組成部分，中國外交的目標或者使命是維護本國利益，其中包括主權領土完整、國內安寧、國際安全、人民福利等，人類發展與世界和平是一種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實目標。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國外交有理念、有目標、有路線、有圖景，換言之，中國需要向世界說明自己，實現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於利己基礎上的利他外交，因為這樣的外交才讓世界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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